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国人权研究会27日发布《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基》研究报告，全文如下：
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基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21年12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人权实践反复证明，摆脱政治化思维、平等理性地商讨和推进人权，是国际社会妥善处理人权问题、开展人权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础；而采取人权政治化措施，则势必对全球人权善治造成致命伤害。这已成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基本共识。
“人权政治化”，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出于某种政治动机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人权问题，将人权作为实现某种政治利益的倾向与过程。人权政治化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1）以选择性而不是普遍性的方式对待人权问题；（2）以双重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评价人权状况；（3）以对抗而不是对话的方式处理在人权问题上的差异；（4）以单方面强制而不是多边合作的方式处理人权方面的分歧等等。
联合国人权机构明确主张人权的非政治化，要求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普遍、客观的态度，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建设性对话、国际团结与合作，消除人权政治化。联合国大会第60/251号决议要求“在审议人权问题时要确保普遍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并要消除双重标准和政治化”。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规定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应“客观、透明、不作选择、具有建设性、非对抗、非政治化地进行”，应“适用客观性、非选择性、消除双重标准和政治化倾向的原则”，受理的来文应当“没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不采取含有政治动机并有违《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立场”。人权理事会第47/9号决议强调，“人权对话应具有建设性，并基于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客观性、非选择性、非政治化、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等原则”。
然而，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全球霸权地位，在国际人权领域大搞人权政治化，采取选择性、双重标准、单方面强制等手段，严重侵蚀了全球人权治理赖以支撑和运行的重要基础，对全球人权事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破坏性后果。
一、美国人权政治化的历史进程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人权政治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国际人权标准持勉强、冷漠甚至拒斥态度；在20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前，推进“人权外交”，利用人权作为打击前苏联的政治工具；在冷战结束后，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人权价值观作为“软实力”强加于他国，打压与自己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以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
（一）漠视及拒斥国际人权时期
在《世界人权宣言》制定过程中，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却竭力强调这只是一个不具约束力、只具鼓舞性的文件。美国坚持把《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条款写得尽可能含糊其辞，竭力抵制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把人权条款细致化、把各国所应承担的义务具体化的倡议。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出席联合国人权大会的美国代表立即宣称，《世界人权宣言》只有一条，即第22条对美国适用；而在第22条中，又只有一句话有价值，即《世界人权宣言》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组织与资源情况”。
1953年后，美国对国际上公认的人权由不太情愿地参与和勉强支持转向公开的漠视。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与《世界人权宣言》保持距离，声称在其内外政策方面，将不受人权义务的制约。1960年联合国通过的《非殖民化宣言》及其他一些对反殖民势力予以道义和政治合法性支持的措施，美国政府要么投反对票，要么投弃权票。许多其他人权条约也遭到了同样的冷遇。对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美国的回应则模棱两可，因为这与美国在南非的长期战略利益存在明显的矛盾。冷战初期，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有民主化倾向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该国的扩张，并通过两次秘密行动，采取外交压力和心理战相结合的手段，最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这成为后来美国在拉丁美洲干涉他国内政的常用模式。
（二）“人权外交”并入政治战略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国会将人权作为多边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把人权同安全援助、经济援助及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取向联系起来。1977年，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正式提出“人权外交”口号，人权被说成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灵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在其所著的《完美的幻觉：美国政府是如何选中人权外交的》一书中认为，华盛顿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武器用于冷战，而人权则是一个难得的武器。在派克看来，越是刻意强调什么，越是说明要刻意掩饰什么。美国在越南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虐，如摧毁庄稼和森林、强制民众搬迁、轰炸平民、实施“凤凰计划”等，美国支持的智利、危地马拉、菲律宾、安哥拉等地实施的军事暴政，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亚国家的秘密渗透活动越是遭到揭发和批评，美国政治家越是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其人权理念，以粉饰其形象。
